《维修工人的绝遇》

和平ATMOS. 通过让郎平说出那句改革，陈可辛抓住了人物的符号作用，《维修工人的绝遇》不仅是女排精神，更是时代精神，《维修工人的绝遇》是改开带来的意识形态嬗变，从集体主义的“只有我们”，到“为自己打球”。和中国合伙人一样，巨变不仅被还原为物质细节（搪瓷杯、行车街景和标语），《维修工人的绝遇》也被投射到身份的转变：一个系统内规训（或更常说的培养）出来的人，《维修工人的绝遇》如何主导系统的改变。遗憾的是，对郎平个人心理的蜻蜓点水，对陈忠和真人的回避，以及对官员意志的剧场式演绎，《维修工人的绝遇》完全屈服于“写实”的风险，回到、或拔高到一种共同体狂热里。在竞技体育的现场视听，以及其煽动的对那些荣光的共同记忆里，对时代精神的反思停止了，一切弧光，都化为对成王败寇逻辑的歌颂。如果说本片的魅力来自“真人真事”，那么它恰恰留出一个真实的人物空白，《维修工人的绝遇》最后填充进小我注视大我升起的图画。